弟弟出事之后

2021-11-17 05:41 中国青年报 原文链接:点击获取

原标题:弟弟出事之后

一位戴面罩的工人在用氩弧焊进行焊接。视觉中国供图

弟弟待过的看守所。宋朝/摄

我弟弟一家四口,偏偏选在2019年6月底来北京游玩,他们有所不知,这是我人生最不济的时候。我只能答应,并且讲好条件:陪他们玩一天,剩下的时间,由我的信用卡陪着。确实有点不近人情,但是也没其他办法,毕竟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。等他们离开那天,到底还是落了个“没有人情味儿”的评价,也是意料之中。

我只知道,弟弟的工作和“氩弧焊”有关,初中毕业后,他费尽周折,总算学到一项安身立命的技术。我们平时联系不算多,通常都是他给我打电话,因为没什么共同话题,久而久之,我把接他的电话当成一种负担。他和我父亲很像,感情丰富,性格暴躁,讲话喜欢夸大其词——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意大利人,除了没有夸张的手势。他也遗传了我母亲谨小慎微的神经质,这就是为什么,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,他竟然因为诈骗罪进了监狱。

世界上很多事都是有联系的,一环套着一环,复杂程度超出人的想象。我弟弟之所以执意要在6月底来北京,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刚好:孩子们期末考试结束,有几天“等成绩”的空档,而7月初他就要奔赴广西,经人介绍,那里有份做不锈钢楼梯扶手的新工作正等着他,老板是安徽人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除了我弟弟和另外一个工人是河南同乡,其他人都来自安徽。不仅如此,这个10多人的流动装修队只有两个工人,其他人只负责跑业务。冥冥之中,那个牢狱之灾在前面等着弟弟。

事实上,他本来可以躲过。8月下旬,因为县城的新房贷款审批手续需要他亲自去办,弟弟回过一次河南,按照原计划,他本来准备9月中旬再回广西。在这个节骨眼上,他的同事、另一个氩弧焊工家里出事了:这个人和我弟弟同名,他老婆大中午骑辆自行车,带着两岁的女儿穿越看似空荡荡的马路,闯红灯时被一辆“从天而降”的货车撞倒,孩子当场身亡,她自己躺在医院里,需要马上动手术。

我不满意母亲的地方是,有时候,她眼里只有自己的孩子,看不见别人。弟弟“进去”满一年,她不经意间问了我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另一个工人没事?”我当时很生气,在电话里对她说:“在法律上,这叫犯罪中止。从感情上讲,这人是我弟弟的朋友,他自己付出多大的代价,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况且,他家里遭了这么大的难,老婆躺在医院里,还在关心你儿子的下落。换成我们,能做到吗?”

那个焊工回家后,在老板的建议下,弟弟决定提前回广西,否则装修队将面临没有工人的窘境。一星期之后,因涉嫌诈骗,包括弟弟在内的10个人被当地警方抓获。抓捕是在深夜两点进行的,可想而知,他肯定受了不小惊吓。这天是2019年9月10日。当天晚上开始,他与家人处于失联状态。

幸好那天我也在河南老家。自从2006年开始在北京上班,夏天我从未回过老家。鬼使神差地,2019年9月1日,我决定回家一趟,如果非要给这次河南之行找个理由的话,可能是因为在北京诸事不顺,需要换个环境让自己放空一下。我那时当然不会料到,家里有个更大的噩梦在等着我:两个女人,母亲和弟妹,不分昼夜地号哭。

我是个没什么耐心的人,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老人。在我看来,深更半夜把人吓醒根本不值得同情,更何况,我从小听着女人啼哭长大,对此有种生理性反感。很难想象,到这时候,一个儿子不是去安慰母亲,而是把她从头到脚数落一番。我确实是那么做的。

我虽然长期从事电影杂志工作,毕竟也算是记者出身。弟弟失联第二天,我就从他那不幸的焊工同事提供的有限信息里,首先确定这个装修队经常在哪里出没,并向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——电话是网上搜的。民警在电话里告诉我,我弟弟确实是在押状态。某种程度上,这消息可以暂时让家人欣慰,起码出车祸的可能性被排除了——弟弟在装修队兼任司机,经常在山区开夜车,出个车祸也有可能。后来我经常这样劝自己,间或劝劝别人,“尽管向警察要人很难,但是好过向死神要人。”

弟弟被捕这件事,对整个家庭影响很大。我们所有人,都不得不暂时从自己的小世界中走出来,去重新打量一个叫现实的庞然大物。和很多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一样,从一开始,我们就在自欺欺人。“他只是个工人,肯定会马上放出来,不用担心。”它和二战时英国政府发明的激励标语“Keep Calm and Carry On(保持冷静 继续前行)”有相同的功效,有段时间,这句话经常在我家飘荡。

9月15日,也就是装修队全体成员被抓第五天,我和弟妹踏上了去广西某县(为了叙述方便,暂且称它香蕉县)的旅途。从那天起,我就和香蕉县结下不解之缘,先后5次,要么从河南出发,要么从北京出发,来到这个距广西首府南宁一小时车程的小县城:头两次我和弟妹结伴前行,第三次我带着家乡的律师前往,后两次我只身从北京出发。

此后一年多来,每天睁开眼,满脑子都是,千里之外,自己的弟弟正在坐牢。10个看守所里的人,背后是9个家庭——装修队老板和老板娘同时在押,这家有两个孩子,据说小的在上初中,大的读高中。他们和我一样的心情。“我给刑庭打过电话,受疫情影响开庭时间还没定。”家属微信群里不时有人分享类似的信息。在这里,素昧平生的人相互劝导,偶尔也会争吵。至于争吵的原因,一般是因为钱,尤其到了向被骗人退赔环节——

“反正我算的那份不包括你弟弟,他既然知道这是犯罪,还一直去做。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。”有个业务员的女儿直截了当告诉我,她父亲50多岁,是第二次“进去”。

在2020年7月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前,对于弟弟的刑期究竟有多长,我们都没底。最坏的结果,正如当初我们聘请的那位香蕉县的律师所说,是3年以上。可想而知,每次去广西,都像带着一场大病在旅行。我的家乡在河南北部一个小县城,从这里出发,要先坐火车到达郑州车站,然后坐大巴去机场,乘飞机到达南宁后,再打车或乘机场大巴去南宁火车站,从这个火车站坐车来到香蕉县,再打车去当地的看守所。

第一次去香蕉县,我们的航班到达南宁机场是深夜1点50分,这里距离南宁火车站32公里,为了省掉打车和住宿费用,我们就在机场麦当劳餐厅的餐椅上对付一下。熬到早上6点多,那时机场大巴开始运营,只用20元,就可以把人送到火车站。弟妹睡觉的时候,会把她的皮包当枕头用,那里面装了钱,得寸步不离才行。俗话说,穷家富路,更何况,前面有律师费、退赔和罚金等各项支出等着她。如果这时候把钱丢了,那等于要了她的命。总之,事已至此,钱比任何时候都重要。

“这就是我干活儿的地方,好好看一看。”一到广西,耳边仿佛有个声音对我说。那是弟弟在说话。每当这个声音快被烦恼淹没时,他就会提醒你,“好好看一看”。比如有一次,我从公安局把他的手机取出来,关机后放在包里。早上5点钟,房间里突然响起铃声。原来是手机闹钟。我也是那时才知道,他在广西打工,5点就起床了。

从16岁起,弟弟就成了一个谋生机器,真正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和弟弟一样,弟妹也是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。不同的是,婚后她很少独自出门,不可避免地,一离开家乡,她就和盲人差不多。毫无疑问,这个观念保守的女人承受的压力最大:家里有两个孩子,都在上小学,刚在县城买了房子,已经开始还房贷。从结婚那天起,她就和自己的丈夫牢牢地绑在一起,不分彼此。

有一次在香蕉县,她和我从公安局出来,决定步行回宾馆,那天我们心情都相对不错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爱他?”走在路上,我这样问她。

“你弟弟从来不打我,他是他的朋友里面唯一一个不打老婆的。”她回答,脸上是难得的轻松表情。很难相信,这话出自一个30岁出头的女人口中。

在广西的大多数时候,弟妹脸上都是惊恐的表情,她在硬着头皮和这个世界打交道。首先,她不太会说普通话。其次,对于这个社会究竟在如何运转,她一窍不通。这不能怪她,如果不是托她丈夫的福,我也从来没有机会进出公安局和法院的大门。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的小池塘里,不同的是,我这个在北京的小池塘,一到冬天就自动加热,他们在家乡冷一些。她非常有耐心,每次去香蕉县公安局打听弟弟的情况,都抱着一副寻根问底的架势。“我们是不是该回去,要一下那人的电话?”都已经离开了,她突然这样说。“坏了,刚才忘了问生活费他今天能不能收到。”都快到宾馆了,她决定再去趟看守所。“你说他是不是骗咱们的?”到了没人的地方,她会问我。

南方的夏天异常湿热。我们人生地不熟,很多时候,从宾馆里出来,对于今天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,只能凭直觉。有时候,为了安慰自己,我们会多往看守所跑几趟,虽然明知见不到他。在案件侦查阶段,看守所不接受家属会见申请,这时候只能请个律师去会见。到达香蕉县的第二天,也就是9月16日,我们在当地请了个姓钟的律师,费用是2000元,只为让弟弟知道,家里来人了。钟律师话不多,对于我们这样的外地人,他很清楚,这是一锤子买卖。所以2000元拿到手,速战速决,当天上午就见了我弟弟。

“你弟弟没事,他只是个做工的,应该不会正式逮捕。你们放宽心!”会见结束后,钟律师对我们说。由于他口音比较重,我们得竖起耳朵才能听个大概。所谓一锤子买卖,就是说,当律师把我们想说的话带进去,把我弟弟的话带出来,双方的合作关系即自动解除。可笑的是,直到傍晚,我们才猛然想起,有件重要的事没问。

“我弟弟有没有托您捎什么话给家人?”我问钟律师。

“叫你们放心。”过了很久,我接到这条短信。

第二次去广西,我俩是带着希望去的,确切地说,是来领人的。“在所有的嫌疑犯中,你弟弟是这个。”香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竖起一根小拇指,这样安慰我们。直到弟弟被捕一个月之后,对于他为什么被抓,这个装修队究竟干了什么,我依然没有任何头绪。在侦查阶段,案件的详细情况是不会让家属知道的,律师也没法调阅卷宗。相比第一次的蜻蜓点水,第二次广西之行才是真正的考验。我在广西待了10天,几乎每晚都会做噩梦,印象最深一个梦里,溜冰场漏电,很多小孩触电身亡。

2019年10月16日,下午5点多钟,那时政府机关快要下班了,我们听从家乡一个熟人律师的建议,去了香蕉县的检察院。在一楼服务大厅,有个长得胖乎乎的男办事员接待了我们,他用标准普通话轻声细语地说道:“从你弟弟在名单上的排列顺序看,很有可能,他是主犯。”这话不啻晴天霹雳,就像你因为流鼻血去就医,却被医生告知,有可能是癌症。有那么几分钟,我感到绝望,弟妹则已经吓得哭起来。当厄运降临的时候,人的本能反应是恐惧,随着时间推移,恐惧慢慢转化为痛苦。恐惧在前,痛苦在后,上帝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哀叹。再三确认后,感觉已经无力回天。但是理智告诉我,必须做点什么,于是只能强作镇定,当场给“尊敬的检察官先生”写了封申诉信,并按了手印。

所谓申诉信,无非担保“他是个好人”。那时根本没时间考虑,它究竟有多大作用。

我问弟妹:“你觉得这样写可以吗?”

“我没心情看,就这样吧。”她的下嘴唇已经破了,脸上的小雀斑看上去也比平日多,那是操劳和恐惧的结果。

检察院门前有片草坪。接下来,有十几分钟的时间,她坐在围起草坪的路边石上,开始哭泣。“哥,该咋办?”她声音颤抖着,用河南话说道,“天都塌了。”我当即决定,再去趟公安局,虽然上午我们刚去过。做记者这一行,多方核对信息是少不了的,类似的职业训练运用到生活中,可以帮你获取更有质量的信息。从弟弟出事那天起,我每天都在打电话,至少有100个人接过我的电话。这其中律师居多,他们有的说不要紧,有的说很危险,有的说不好判断,有的在电话里呵斥你“什么都不懂”,要么便是“太啰嗦”。

果不其然,到了公安局,有位办案民警告诉我们:“那个名单是按照抓捕顺序报上去的,跟是不是主犯没有任何关系。”算是暂时吃了颗定心丸。知道是虚惊一场后,弟妹刚才瘫软的身体总算恢复一半,只是余悸未消,上半身仍需靠在阳台上,才能勉强站稳。民警只好继续宽解:“放心吧,姑娘!没什么大不了。”“那为什么刚才检察院告诉我们,我老公是主犯?”她抽抽嗒嗒道。大概就是从这天起,她好像得了强迫症,不管什么问题都要反复确认,末了还会说,“谁知道人家是不是在安慰我们。反正现在不管谁说什么,我都不敢再相信。”

那颗定心丸的药效很短,最多能持续到次日下午5点之前。在那之后,报捕的10人中,大多数人将接受一个现实:被检察院正式批捕,之后是漫长的等待,等待侦查阶段结束,等待鉴定结果出来,等待开庭,等待一审判决,等待服刑期满。

作为犯罪嫌疑人家属,我自己的感觉是,整个过程没完没了,让你焦头烂额,让你永远看不到头。就像美国小说家多克托罗说的,“我从自己的生活里得到的经历非常有限。事实上,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经历,大多数经历都不好。”但是毕竟,我们离那个时刻还有20多个小时。所以从公安局出来,在潜意识里,觉得有必要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呢?大概是“虚惊一场”。

那天晚上,在一个路边店,弟妹和我点了一瓶啤酒、两碗南宁老友粉。在酒精作用下,加上有种劫后余生的幻觉,她突然变得健谈起来——那是我们两次去广西,她话说得最多的一次。

诉讼之路,当你踏上它的第一天起,就该清楚,这是个希望不断升起又不断落空的过程。对犯罪嫌疑人家属来说,一旦正式批捕,几个月之后,人会进入半逃避的麻木状态,这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程序。在律师可以看到卷宗之前,一切都是未知,说那是“薛定谔的猫”也不为过:案件的严重程度是由团伙涉案总额决定的,间接决定了所有人的刑期,具体到个人,还要看当事人涉案金额、其他嫌疑人的口供,以及公安机关判定他是主犯还是从犯,等等。总而言之,他的刑期可以很长很长,长到你无法接受的范围。

就拿我弟弟来说吧,如果判的是3年以上,对他的小家庭将是毁灭性打击:等他出狱,孩子都上初中了。最坏的结果是刑期更长,孩子上了大学。至于最好的结果,当然是不批捕。只是我早有预感,这样的好事可能不会落在我弟弟头上。

2019年10月17日,整整一天,我们都过得心神不宁。从出事那天起,弟妹每天都在默默祷告。只是睁开眼,对面仍是一堵墙,命运这东西,依旧像宾馆墙上俗气的墙纸花纹一样,让人捉摸不透。最终,我们接到律师的电话,他从检察院打听到的消息:10人中有9人批捕,只有一个业务员被释放,你弟弟也在被捕之列。弟妹当时差点昏过去。

当天晚上,我接到一个电话,是那个业务员的儿子打过来的:“我应该叫你哥哥……能不能麻烦你把我爸爸接出来?”让人哭笑不得。

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理解,为什么有些剧变,比如人类历史上那些假枪决,会导致囚犯出现精神错乱。10月18日,民警传话给我们:“你弟弟在看守所得知自己被批捕,一时接受不了,又哭又闹,你们最好想办法安抚一下。”据说弟弟情绪非常激动,他和我们一样,最初以为自己不会被批捕。由于家属无法会见,当务之急,只能请律师。

18日上午,从公安局出来,我们又火速赶到一位姓胡的律师家里,他戴副金丝边眼镜,50岁左右年纪。之所以找他,原因很简单,他创办的律师事务所离我们住的宾馆只有几步之遥。就在昨天下午,我们刚见过他的助手,并且问好了价格,会见一次2000元。和我们上次请的钟律师一样,胡主任(他的助手这样称呼他)的普通话也不怎么好,甚至更差。由于情况紧急,根本没有太多选择。胡主任建议我们签一下“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”,最好把三个阶段(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)的事务都委托给他,费用是笔不小的数目。所以我提出来,先见过我弟弟再说,其他的好谈。

“我们先付您2000元,如果打算继续聘请您,再把剩下的钱付清。您看怎样?”我问他。

“谁告诉你会见一次是2000?我可没说啊,有人跟你说过吗?”胡主任环视一周,他的两个助手各站一旁。“我可没说。”其中一个助手连忙撇清。另一个助手面有难色,沉默不语。

弟妹和我什么也没说,当场交了3000元钱。

那天上午,胡主任在看守所见到了弟弟。他带出一句话,“你弟弟说,如果是一年,他可以接受。如果是一年以上,他就自杀。”这句话我一直埋藏在心底,并且恨了弟弟很久。“判3到10年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。”胡主任一再强调。这句话起了很大作用,离开广西之前,我们想来想去,决定再补交7000元,和他签一份侦查阶段的委托合同。

“等我们走了,起码这里还能有个人。他说多少就多少吧,我们把钱给他,再给他买条好烟……人心都是肉长的。”弟妹说,那时她已经筋疲力尽了。

在广西的大部分时间,只要醒着,我们都在东奔西跑:从公安局到检察院,从看守所到当地的法律救济站,从律师事务所到邮局。她不断地给丈夫写信,一封又一封,还把儿子画的小老虎夹在信封中,并附上一句,“你儿子画的,盼你早点出来”——真相是,小老虎是她儿子画给我的,被我无意中从包里翻了出来。回到宾馆,她要么暗自垂泪,要么眉头紧锁坐在床边发呆。曾经有两次,我失去了耐心。一次是拘捕通知书被她落在胡律师家,那时我们还没考虑好要不要和他签约,再去一趟难免尴尬。还有一次,我从外面带了吃的给她,放了很久都没动过。

“你是不是不想活了?不想活就别吃。”我对她说。

过后想想,真不该那样,她已经够无助了。

“如果不是因为你弟弟出事,我一直觉得,日子还能将就着往前走,自己过得还可以。”她说。

弟弟结婚很早。在河南农村,如果没上过大学,很多人不到20岁就已经做了父母。结婚前,他在北京的餐馆做过杂工,时间很短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份工作是我帮他找的,就在我上班的公司附近。那是2008年之前,人们连智能手机都没有,如果想订餐,只能打电话,到了用餐时间,弟弟也会帮忙送外卖。

“我给(演员)陈道明送过外卖。”他曾说。

“我从来不接千鹤家园的订单,因为我怕送外卖的时候,让你尴尬。”他告诉我。

那时我在北四环一个叫千鹤家园的小区工作。印象中,我还帮他解决过一次餐馆员工之间的纠纷:他刚去不久,就有个厨师在宿舍丢了手机,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。起码他是那么认为。前面说过,弟弟遗传了母亲谨小慎微的性格,凡事喜欢追求完美,有时哪怕别人一个眼神,他也会在意很久。对于很多既没背景又没文凭的年轻人来说,北京只是他们人生的驿站,我弟弟也不例外,很快他就回了河南。送他离开的那天晚上,我们聊了很久,从北京这座城市聊到各自的性经验。

他是个很有趣的人,重情义,嘴巴甜,交游广阔。虽然长年在外打工,和朋友一年见不了几次面,但是从他被抓那天起,坐牢这件事,相当于在他的朋友中间扔了一颗小型炸弹。有段时间,弟妹每天都能接到各种慰问电话,有的是他小学同学,有的是他初中同学,有人把钱准备好了,有人二话不说直接把钱打来。在很多小地方,人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,除了金钱和地位,还有一个重要标准,那就是,你是否懂人情世故。弟弟可能是我们家情商最高的,从这点来说,我父亲倒更像个孩子。

就像去餐馆做杂工一样,氩弧焊对他来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,都只是谋生手段。终于有一次,他顶着家里的压力,决定改行。氩弧焊对眼睛伤害很大,从20岁开始,他就一直在看眼科。大概五六年前,他打算学门新手艺,做煎饼果子,为此还专门来了趟北京。那年夏天,由于我住的地方小,他只能打地铺,睡在一张凉席上——他从小就有说梦话的习惯,有时正睡着突然坐起来,这习惯他后来一直保留着。在北京住了3天,我听他说了三晚梦话。白天,我们剧烈地争吵,到了晚上,他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永远忘不了,有天后半夜,房间里响起教堂唱诗班的童声:“每当试炼来临,时日痛苦难当,我就口发怨言,心中充满失望……”竟然出自我的亲弟弟。非常梦幻的一幕,以至于后来我曾反复向他求证,“到底是不是你唱的?”“不是!”他说,“我从不说梦话。”

他到底还是和煎饼果子无缘。很快,他就回去了,扛着一辆笨重的童车上了火车,那是我送给他女儿的礼物。临行前,我们再次剧烈地争吵。他的胸腔里有很多愤怒,我的也许更多。“未富先老”是我对他的评价,“永远是那样,没一点改变”则是他对我的评价。那是他最后一次指望我,从那以后,我们只是每年春节见一次面,平时联系少得可怜。

“我要买房了,明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?”2019年,有一次,他在电话里试探我。

“我很想帮你,可是我真没钱。”我说。

“就知道你没钱,也没指望你帮忙。不过说实话,如果哪天你需要钱,我一定会帮你的。”他越这样说,我越是内疚。

但是在心底,他其实是对我网开一面的,某种程度上,我在他眼里既是大哥也是外星人。有时候,他甚至为家里有个外星人感到自豪。前年春节,去车站时,他开车送了我一程。“两个孩子很崇拜你的。”他在车上告诉我。当然,如果这个外星人多少有些钱,那就更好了。只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人。

到2019年10月底,关于装修队如何实施诈骗的细节,开始浮出水面。这次我弟弟上了当地新闻,在一张新闻照片上,我看到他上身穿紫色T恤,下身穿牛仔裤,脚上是双匡威帆布鞋——他戴了手铐,但是如果不仔细看的话,还以为他是个民警。和其他几个嫌疑人大大方方把手铐亮出来不同,在相机快门按下的一刹那,他用左手巧妙地将铐环遮住了,这动作非常符合他的性格。

简单来说吧,在香蕉县,这个装修队以“长期租用自建房作样板房,且免费对整栋楼房进行装修”为诱饵,把一个不锈钢楼梯的单子接下来,因为不兑现承诺,且索价过高,用料低劣,导致被举报。这个骗局大致分三步:瞄准某栋未装修的楼房,以装修公司名义向房主提出租赁意向,条件是对方须出资安装楼梯扶手;安排同伙上门安装;待房主支付材料费用后跑路。我弟弟就是那个“同伙”,他或天真或心存侥幸地认为,自己只是在干一桩体力活儿。

2019年12月20日,广西那边的检察院通知我:你弟弟的案子已经过检,带个律师来签认罪认罚书吧。必须马上找个新律师,我立即从北京赶回老家。这是第三次聘请律师,为了稳妥起见,我们决定在老家找一位。他姓薛,说起来,还是我姨妈的学生。就这样,第三次去广西,我是带着薛律师去的。那天正好是冬至,出租车司机对我说:“你们是北方人吧?我今天刚吃过饺子。”

好在薛律师办事效率很高,我俩用了一天的时间,干完了这些事:去检察院找检察官,临时去街上买了光盘,作拷贝卷宗用,然后打印卷宗,接着带检察院的办事员去看守所见我弟弟,顺便在律师的见证下签了认罪认罚书。我临时充当了薛律师的助手,此外,我还要负责他的住宿和出行。这辈子,我从来没有如此无微不至地照顾过一个人。

12月22日,律师从看守所出来,递给我一封信:“你弟弟给你写的。”我没有当着他的面拆开,怕自己眼泪不争气——从他出事那天起,我没掉过一滴泪。就像操办一场葬礼一样,在这时候,每个家庭都需要有个不哭的人。我正好比较心硬,那就交给我吧。“一定要想办法、无论如何快点把我救出来”,这就是那封信的主要内容,扑面而来的求生欲。

看守所的管教告诉我,弟弟在看守所可以看电视,平时也不戴手铐和脚镣。“那样对改造不好。”他说,“刚来的时候,他一见管教就哭,现在好多了,已经习惯了。”

“看守所有人自杀吗?”我问。“以前有过,吞食肥皂。现在有24小时监控,不太可能。况且现在他们也摸不到肥皂。”

庭审是2020年6月16日举行的,我参加了旁听,检察官每次念到弟弟的名字,都会特意加一句,“冒充安装人员前去安装”。也就是说,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诈骗,却是诈骗环节不可缺少的一环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,那天庭审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的,只是很可惜,由于网络故障,我能看见他,他却看不到我——在受审的人中,他是最年轻的一个。和我想象中的不同,所有人都没有剃光头。

不管怎么说,这次庭审又让人看到一线希望:检察院对我弟弟的量刑建议是10到18个月,确定是从犯。

庭审结束后,考虑到有些家属就在现场,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和亲人通过电话,检察官决定让我们对着视频说两句。

“你可以坐下说,不着急。”女检察官示意我。

“照顾好自己,家里都很好。”我对弟弟说。

“你回去的时候,路上注意安全。另外,尽快把该退的钱退了。”他拿着话筒,再三嘱咐我。

“放心吧!”我告诉他。

就在这时,薛律师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——过后想想,这是无心之失,甚至可以说,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——他夺过话筒,对弟弟说道:“你再忍忍,下个月9日,也就是7月9日,你就能出来了。”

“好的,我知道了。”弟弟强忍激动。他没想到的是,7月9日之后,他还要在牢里继续等待。那种无望,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。

对于弟弟和我来说,这场疫情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即便没有疫情,很多时候,案情的进展也会让人处于崩溃边缘。我永远忘不了,在电话里,胡主任用他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我开门见山道:“你弟弟的案子可不是他说的那么简单哦!”几乎每句话后面,他都会加个“哦”。有好几次,他提供的信息都是前后矛盾的。“既然这么严重,我还是去趟广西吧。”我说。等再过半个小时,他又打来电话,“可以考虑你弟是从犯,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”

胡主任让我惶惶不可终日,母亲更胜一筹。在她眼里,根本没有疫情这回事,“为什么还不开庭?他们说话难道是放屁的吗?”每次打来电话,她都是这句话,让人不胜其烦。她认准弟弟只是个工人,哪怕你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讲给她,她还是一口咬定,“那些钱他又没得,为什么安在他头上!”

“涉案金额和非法所得是两码事,你好歹也有点文化,为什么就听不进去?”我耐着性子说道。

父亲也会打来电话,他稍好一些,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,“我听说,带个公务员到广西,就能把人保出来。”

“如果带个公务员就能把人保出来,监狱里早空了。”我告诉他。

刚接完父亲的电话,胡主任又打来了,“下一阶段的律师费该交了,我现在帮你做的,并不属于我的分内事。”

接完律师的电话,其他嫌疑人的家属也打过来了,“我刚才对你的律师进行了一番调查,这个人口碑非常不好。”

对我们来说,“7月9日”是另一个关卡。既然薛律师在法庭上亲口告诉弟弟,那个日子是“7月9日”,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按了停止键。所以你绝不会想到,还有下一段长跑正等着你。

“你弟弟该出来了吧?”7月初,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。

“是的。律师说的,应该没错。”我过于乐观了。

到了7月9日那天,确实有人出来了,但不是我弟弟。

“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话?”母亲仍是那句话。

“是律师说的,法院没说。”我跟她解释。弟弟的律师费都是她出的,那是她的血汗钱。到了这一步,她既心疼牢里的儿子,又心疼钱。

最后一次去广西,我得到的消息是,这个装修队还有20100元的退赔缺口,必须马上解决,否则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审判决结果。这正是弟弟交代我的,“赶快把该退的钱退了。”谈何容易。一回到北京,我就开始张罗这件事,想方设法联系上另外5个没有完成退赔的家属,一个个沟通。虽然20100元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并不多,毕竟也是钱,何况之后还有数额不菲的罚金要交,所以他们对我发起的“退赃款”倡议相当谨慎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用了3天时间,就把这笔钱打到了法院指定的账户上:每张工商银行的汇款单,都会在摘要里注明,“某某某退赃款”,然后发给所有家属过目。

然而事情并没有完。从7月9日那天起,薛定谔的猫再次被关进了容器,虽然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写的是10到18个月,可是只要法院不宣判,即使最终判3年也未可知。也就是说,我们又回到了原点。

“怎么没完没了了?”姑妈家的表哥发信息说。

“没办法,只能继续等。”我回了一句。

就像英国哲学家约翰·洛克说的,在生活磨难面前,精神上的坚强和无动于衷是我们抵抗罪恶和人生意外的最好武器。我就是这么做的,尽量让自己“无动于衷”。且不说,在这个世界上,受苦的人远不止弟弟和我。所以,即便在我忙得晕头转向时,还是抽空去看望了自己的高中数学老师。孙老师40岁出头就患上了帕金森病,这么多年,我一直说去看他,却从来没有行动过。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新家,他把胸前的扣子解开让我看,有个方方正正像路由器的东西跃入眼帘,我瞬间想到一个英语单词,cyborg(半机械人)。

“是在北京协和医院装的。”他吃力地吐出那几个字。帕金森病不仅让他颤抖,还让他交流困难。

“隔几年就要去换一次电池,现在离不了这东西。上次换电池,在医院里,他抖得比这会儿严重两倍。”他的妻子在旁边告诉我。

“该结婚了!永远不要忘了,我们的根在哪里。”终于该告别了,老师把我送到电梯里,顺便不忘提醒我。突然想起很久以前,那时他还年轻,一头长发梳成偏分,和现在判若两人。作为当年一个即使在文科班成绩也属中下游的孩子,我至今记得,他搬把椅子坐到我旁边,关切地问了一句:“告诉老师,你是数学真学不会呢?还是没兴趣?”我去看他,很有可能,就是因为这句话。它让我觉得,不管到什么时候,他都是我的老师。那句话是我们师生情谊的高潮。

2020年7月下旬的一天,千呼万唤,一审判决结果终于出来了,老板的家属给我发了判决书的照片。这是个平时非常细心的女人,偏偏那天,把页码发错了。当我看到弟弟的名字时,随手翻到下一页,上面写着“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,即自2019年9月9日起至2022年9月8日止。”我当即给她拨了电话,“我弟弟是3年?”她听了有点莫名其妙,“你弟弟是一年零两个月。”我又看了一遍,才发现自己看错了。整整一上午,手脚是麻的。每当案情出现反复,我的下意识反应都是,怎样稳住家里的老人。那天也是这样,当我看成了3年,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,“千万不能慌……”

一年零两个月,罚金6000元,对弟弟来说,这可能是最不坏的结果。再延长几个月,对父母可能又是一次打击:他已经错过了一次春节,起码在下一个春节来临之前,他可以回家过年。

一审判决下来第二天,妈妈打来电话,哭哭啼啼。“在外面做这个的太多了,他只是倒霉。”她这样说。

“如果你真的这样想,这个牢算是白坐了,我也白跑了。”我说道。

从2019年到2020年9月,我给看守所送过四本书:《平凡的世界》《人生》《活着》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我想让弟弟趁这段时间,好好思考一下人生。

后来,也许是因为知道了出狱的确切日期,他的状态也开始调回正常生活模式,所以他给家里捎信说,“买一本《思考与致富》给我吧。”我本想给他买一本寄过去的,可是想想看守所不让送书,每次都要费尽口舌,就把这事搁下了。

“太累了。不能什么都答应你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2021年11月9日,弟弟出狱一整年了。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,“哥,你放心吧,以后这种犯法的事我再也不会碰了。”

也算因祸得福,如今他已告别东奔西跑的打工生活,在家乡开了一间“楼梯门窗”店铺,仍做楼梯护栏,合伙人正是那位同名的氩弧焊工。

国庆期间,我回了趟河南老家,虽然和他两年多没见,也没觉得有多少话可聊。该说的我们在电话里早说了。日子又回到了从前,大家各自忙于生计——这正是生活吊诡的地方,有时候我会觉得,也许他在里面时我们更像兄弟。

某日,他开着一辆小货车去谈业务,我也在车上。

“(在里面)头三个月很惨,我还跟人打了一架,是在晾衣服的时候。三个月之后,就完全适应了。”他告诉我。

“有没有交到朋友?”我问。

“交了一个,是当地人,他对我很好。那人真的很善良。”

“现在还有联系吗?”

“不联系了。那种人已经完了,进进出出不知多少回……没什么好联系的。”

“听说你在里面吃了几百袋方便面。”

“是的,生活费都买了方便面。”

“广西有种多脚虫你见过吗?大概有20只脚,小孩手掌那么大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肚子上爬过一只。当时实在困得不行,就用口罩把它包起来,用脚踩死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人生是一出黑色喜剧,如果哪天弟弟问我:你在香蕉县遇到的最有趣的事是什么?我会告诉他下面这段——

有一次我在香蕉县打车,遇到一位40多岁的男司机。

“你从哪里来啊?”他问我。

“北京。”

“北京属于哪个省?”

“啊,是北京市。”

“我知道,我是说,北京市属于哪个省?”

“北京市属于哪个省”,这个笑话可以让人至少笑上3天。

宋朝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2021年11月17日 05 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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